罗文还认为:“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它带给被征服民族的灾难与痛苦也长期未能消除”。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形是:由于台湾郑氏政权的存在，清政府被迫实行海禁政策。特别是从顺治末年起，清政府下迁海令，强制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沿海数百万人民抛弃庐舍畎亩，“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而施琅率军平台目的，如他自己所说:“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台湾统一后开放海禁，背井离乡的广大人民重返家园，他们满怀激情地感谢施琅说:“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施琅在统一台湾过程中，所表达的“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8个字，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独创性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纪念施琅将军暨清廷统一台湾320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清初爱国将领施琅将军统一台湾320周年。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施琅故里晋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清史专家及研究学者就施琅的军事才能、政治胆识、思想品格等内容，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论证。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弘扬施琅将军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泉州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报今天摘登研讨会部分论文的论点，旨在抛砖引玉，以期能够把施琅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更宽的领域。

　　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苏双碧

　　研究历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过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这些历史本身就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它都离不开人。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各种历史人物表演的舞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表演作出客观的评估，判断某一历史人物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反面的作用，积极的、消极的作用。诸如对帝王将相、后妃公主、文人学士、江湖侠客、技艺百工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都会有一些客观标准，如历史人物的表演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团结，科技、文化的繁荣，等等。当然，由于掌握史料多寡和认识问题的差异，同一条材料、同一件史实，认识也不尽相同。但是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凡是涉及民族问题，或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时涌现出来的历史人物，如以元代宋、以清代明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就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各个民族都可能存在民族情绪和民族偏见，容易产生偏袒本民族历史人物的现象，缺乏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他民族及其相关历史人物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历史人物，评价分歧是比较大的。这当中有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然，也有传统习惯和民族偏见所然。本文想从以元代宋和以清代明这两段历史所涉及有关人物，例如清初重臣洪承畴和清代名将施琅等的历史表现作一些分析。

　　价值观判断与施琅评价之我见

　　陈支平

　　学界对于施琅将军评价的歧义，归根到底，就在于价值观判断的不同。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施琅将军，首先必须对于价值观问题作一历史性的探索。

　　一、历史上的价值观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有某种价值观进行判断，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从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说，社会价值观，或者说是道德观，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会价值观或道德观，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的贯彻传承，而这种文化的贯彻传承往往是潜意识的，是不由个人的意志好恶所转移的。

　　我们只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价值观和道德观判断的演变过程，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感受到: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谈判，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的。中国历史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着紧密的延续性，但是所谓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不存在的。

　　二、传统价值观对于施琅评价的解脱

　　施琅这一历史人物之所以备受争议，正是由于基本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造成的。

　　长期以来，人们不值施琅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他原是明朝遗臣郑成功的部将，却逃脱了郑成功集团，投靠到清朝的一方来。所以，施琅是一个“气节”有亏的叛臣，理应受到后世的谴责。

　　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受到宋、明道理学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影响所致。然而宋代道理学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喜欢把价值观和道德观提升到一个不合情理的理想主义高度。这种高度往往也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做到的，更不用说实践于现实社会之中。人们在评述某一历史时代或人物时，要么是完美无缺，要么是遗臭万年。这种单极化的评判标准，同样也是不科学的。这也是后世特别是近现代人们诟病道学家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以及郑成功、施琅作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全面而公开的评价，那么毫无疑问就应该抛弃以往历史研究中的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带有明显道德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抛弃你死我活般的阶级划分极端对立化的历史人物评价模式。

　　三、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施琅将军

　　要全面客观的评价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就应当从中华民族国家的长远大局的角度来进行深刻的研究分析，这样才能摆脱以往研究施琅和郑成功时陷入对立化和个人恩怨化，以及随意拔高和无端贬低的非客观泥塘之中。

　　当时代步伐迅猛前进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着眼于宋、明道理学家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且以此来判断历史人物，甚至以明朝遗老遗少的身份自居，苛责郑成功和施琅等这些对国家民族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就不免显得十分的落伍了。

　　施琅统一台湾，发生在世界历史走进近代的阶段，而中国历史还在古代停留。施琅统一台湾，既有统一疆域的一面，又有抵抗外来侵扰的思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爱国”含义，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看重的爱国，以爱国君为主，而百姓处于次要地位，百姓的生命，就更不重要。为维护一个君主，不论这个君主是好是坏，都可以牺牲众多百姓的生命。今天的看法就不同了，百姓及其生命应当放在第一位，这样就需要重新审视爱国者。再有一点，中国古代看重的爱国，以爱朝代为主，至于这一朝代处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却不被重视，即使维护腐朽没落的朝代，也被称为爱国者。今天的看法应当有所改变，那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值得去爱，否则应当推翻它。如果“爱国者”的行为是同社会历史进程唱反调，那么这种“爱国者”，是应当重新审视评价的。今天不能总是随着传统观念走，需要依时代的前进，用科学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爱国者，并对施琅的爱国思想和行为加以评述。

　　施琅在清朝统一中国疆域的过程中，统一了台湾，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立下了丰功伟绩；对百姓也十分关爱，他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百姓生活的安定，也有益于经济的发展。施琅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爱国者。

　　施琅也是大英雄

　　施宣圆

　　郑成功是大英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毋庸置疑。施琅能不能称为大英雄？答曰:他当之无愧。

　　历史上被称为大英雄的都是著名的军事家或者政治家。郑、施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施琅骁勇善战，精通兵法，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事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对台湾重要性的认识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筹。尤其是那篇《恭陈台湾弃留疏》，更是掷地有声，令人动容。当然，我们在谈论施琅时，不要把“古人现代化”，施琅平定、收复台湾是要实现康熙的宏愿——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完成“四海归一”、“天下一统”。这是他和康熙皇帝的“统一观”。平台后，他顾全大局，不记私仇，也充分显示一个政治家的坦荡胸怀。

　　那么，为何过去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重视，甚至将其当成反面人物？一是历史的原因，人们历来对满族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清朝有偏见，清末民初的一些革命志士又掀起“排满”浪潮，其影响至今尚存；二是政治的原因，施琅收复台湾在过去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学术界视为“禁区”，所以对施琅的研究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启动。而郑成功的研究和宣传早就轰轰烈烈，始终是以正面形象出现，施琅作为郑的对立面，自然而然被贬低了。这是客观的事实。

　　施琅的思想方法与台湾的规复

　　谢肇华

　　1683年，以康熙帝为首的一批人物，从割据的郑氏手中，规复了台湾。众所周知，施琅是完成这一历史伟业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其实，他不单有杰出的军事家素质，他还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怀，以及政治家的思想方法。这后一方面，恰恰是他优于其他将领的地方，是他能够出色规复台湾大业的重要因素。

　　一、高瞻远瞩，全面地认识台湾问题，构成了施琅的台湾观，并且它最终上升成为处理台湾问题的指导思想。

　　施琅生于福建沿海，早年在沿海作战的经历，使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要早于清廷的其他将领，并认定应取和必取台湾，同时也应留守和治理台湾。他在几次奏疏中，从台湾的历史到现状，从攻取台湾的难度到有利的方面，从杜绝沿海匪患到预防外国人染指，从沿海数省的安危到国家的万世之逸，都做了全面的分析阐述。由于施琅的台湾观深刻、全面、明晰，“凡条上便宜，看着皆符庙算，看着各奏成效”，无论在收复台湾和长久治理台澎方面，实际上都成了清廷的指导思想。清廷最终的对台方针、措施，基本上都是依据施琅的台湾观制订和实施的。

　　二、实事求是精神的辩证的思想，贯穿于施琅对台用兵的全过程，是其成功规复台湾的得力思想武器。

　　关于如何看待对方的军力，如何选用人材，关于南风与北风在海战中的利弊，关于澎湖在台湾全局中的地位等问题，施琅在对台用兵的过程中，都能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使自己的用兵思路逐步完善，符合实际，从而七天就攻克郑氏重兵列守的澎湖，不战而收复台湾。比如，他总结自己的用人之道，是“用之不可以拘例，弃之尤不可以骤促”；武场考试合格的人，未必如惯于疆场的武夫。用这样的辩证思想和实事求是精神选将用兵，焉有不胜之理！

　　三、以“国尔忘身”的思想境界，妥善处理公私矛盾，使台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施琅受命“专征”台湾郑氏，这是他盼望多年的报父子侄之仇的绝佳机会。但是，多杀戮就会增加规复台湾的阴力，妨碍朝廷大事。在这“国贼家难，忠教交逼”的尖锐矛盾中，权衡轻重，施琅最终认为，“今日之事，君事也”。在夺取澎湖之后，他以国尔忘身的思想境界，做到了“戢兵而唯宣德意，受降而不复私仇”，从而使郑氏集团军心瓦解，郑氏的核心人物也打消疑虑，主动迎接清军入台，使台湾规复达到了最圆满的结局。

　　总之，施琅的思想方法在规复台湾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内阁学士李光地说，“所谓上兵伐谋者，于公见之矣”；康熙帝也说，“朕用汝心”，也都是对施琅思想方法的充分的肯定。

　　清王朝的统治者起于属于游牧民族的满族，不但对农业文明不甚理解，对海洋文明更是陌生。他们最初无法意识到海洋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只是力图消灭掉东南沿海的郑氏反清势力。禁海是为了防止陆上的人民与海上的势力相勾结，消除他们合谋颠覆清朝的隐患；迁界则是为了孤立海上势力，让他们在海上慢慢地自我消亡。这一最具地域特征的禁海迁界政策无法收效后，清政府改弦更张，力求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由地位孤立到根基渐扩的转变。施琅有感于清王朝统治政策的修正，弃郑归清，在平台、防海和结束东南沿海社会敝乱局面孜孜努力，厥功诚伟。

　　回顾整个平台历史，施琅和清政府都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海洋的认识，平台中曾经遇到挫折和困难既是认识海洋尚不足的表现，同时也是认识海洋的必经阶段。清政府积极探索治理海洋的途径，积极寻求平息沿海区域不清的方略，从而接受了施琅的归附，并有效地发挥了施琅的长处，取得了亘古以来的海上大捷，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对于施琅而言，他长期生活于海洋环境中，少年时期就特别厌恶倭寇、海盗对沿海人民的殃害，具有殄灭沿海反动势力的内在基础。他投靠清朝，表面上确属万不得已之举，实际上却也为自己争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克服了许多民间不法势力经常存在的劣性，更加注重儒雅，也更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对海洋的认识也得以进一步加深，达到了同时代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水平。

　　从澎湖之战看施琅的将略

　　粘良图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受命出征，率师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经七天激战，攻克台湾郑氏政权重兵把守的澎湖列岛，迫使据守澎台数十年的郑氏政权归降清朝，统一台湾于国家版图。

　　澎湖之战是征台战略中关键的一场战役。澎湖列岛战略位置重要，经郑氏多年经营，严防壁垒，势同天险。而施琅早就提出先攻取澎湖，然后招抚台湾的“剿抚并用”征台方略，对澎湖志在必得。攻守双方的军事力量相互匹敌，而郑军据险以守，比远道来攻的清军更胜一筹。

　　身负征台重责的施琅深谙庙算之道，早在战前就从战争的道义、经济、军事综合实力各要素进行比较，算定己方有“三胜之道”，决胜千里之外。他知天时，识地利，决定出敌不意以六月南风盛发时进兵“顺水顺风，有进无退”。抵澎湖后，“准赴潮汐”，抢占对方认为不可泊舟的八罩屿作为进攻基地。作为一军统帅，施琅识将、爱将，善于倾听部将意见，发挥他们的才干，因此将士皆愿为之竭诚效命。战斗中，他严肃军纪，赏罚分明，取得振肃军心的良好效果。经过实战和亲临侦察，施琅确定以郑军水师为主攻目标，以疑兵牵制敌人，奇兵攻敌侧面，亲率主力为正兵，以“三叠阵”进攻集结于娘妈宫前的郑军船队，终于摧毁郑军水师，夺取澎湖36岛，取得澎湖大捷。

　　澎湖战役的成功，是军事史上一个光辉的战例，充分体现出被称为“勋德齐班马范曹”的清代名将施琅过人的智略。

　　施琅平定台湾与清朝奠定祖国疆域

　　王希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奉命专征台湾，率木船舰队扬帆出海，与郑氏悍将刘国轩激战于澎湖海面，歼灭郑军主力，攻取澎湖列岛，继而以武力为后盾，恩威并施，对台湾郑氏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迫使郑克爽出降。出师不过3个月，即建立了统一台湾的不世之功。施琅的功绩不仅在此，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朝廷中“弃台、留台”意见分歧之际，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分析利害，力主“留台”，促成了清廷“留台”的决策，从而为清代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施琅平定台湾是清朝奠定祖国疆域大业中的重要环节。清代前期是祖国疆域基本奠定，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高瞻远瞩，励精图治，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乾隆中期，版图面积达到1250多万平方公里，国力强盛，史称“康雍乾盛世”。

　　清朝奠定祖国疆域的大业是一个环节紧扣着一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台湾的统一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清朝得以消除中国南部割据势力，稳定中国南部的局势，是奠定中国疆域的最初环节。接着，可以腾出手来，把注意重点逐步转向东北、北方、西北以及青藏，先后解决东北黑龙江问题、喀尔喀蒙古问题、新疆问题以至逐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至乾降中期，奠定祖国疆域，完成统一大业。

　　施琅平定台湾，在清朝奠定祖国疆域的大业中有着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的重要意义。施琅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历史人物，施琅的历史功绩为他的故乡晋江市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今年，是施琅将军率领清军水师统一台湾320周年，同时也是抗清将领郑成功收复台湾341周年。郑成功由于收复台湾，而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施琅作为清军统一台湾的主将，其历史地位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就在一年之前，还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以正确对待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为由，质疑人们究竟应该“以文天祥、史可法为榜样，还是学习洪承畴、施琅叛国投敌”（详见《光明日报》2002年6月25日B3版，以下简称罗文），试图彻底否定施琅统一台湾的爱国主义的壮举。

　　罗文首先提出“历史上的国家观念”问题。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历史时期。今人已经很难找到具体解释夏、商国家观念的准确词汇，但自西周王朝建立后，便有了对国家观念的十分清楚的表述，这就是《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从此，“天下”二字，就成为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代名词。施琅一生，坚决主张以武力平定台湾，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天下一统”。康熙初年，施琅两次率军攻台失败，内调进京为内大臣。施琅在离任之前，在向清政府所上的奏疏中说:“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余孽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为，以避其患！”短短数语，却充分表达了施琅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怀。

　　罗文还认为:“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它带给被征服民族的灾难与痛苦也长期未能消除”。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形是:由于台湾郑氏政权的存在，清政府被迫实行海禁政策。特别是从顺治末年起，清政府下迁海令，强制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沿海数百万人民抛弃庐舍畎亩，“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而施琅率军平台目的，如他自己所说:“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台湾统一后开放海禁，背井离乡的广大人民重返家园，他们满怀激情地感谢施琅说:“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施琅在统一台湾过程中，所表达的“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8个字，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独创性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